诗意能带领艺术品走多远?——看《监狱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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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能带领艺术品走多远?——看《监狱建筑师》

早前去看曹斐为大馆「度身订造」的最新作品《监狱建筑师》,虽是迟了点,但放眼网上除了宣传并无太多实质讨论,似乎现在来谈一谈,也为时未晚。《监狱建筑师》是一部长达一小时的影片,内容围绕一名监狱建筑师和英殖时期诗人囚犯的跨时空对话。其特别之处在于,它像是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大馆的「对倒」:片中建筑师的要务是将美术馆改建成监狱。而从建筑师的内心独白可见,她的愿景是设计出一座能将囚犯泅渡到自由去的监狱。

自由——这是曹斐作品里的永恆命题,也是最不容易处理的题旨之一。然而,若曹斐真要谈论自由,要在此时此刻,在香港,要以「监狱建筑师」的角度,要以接受前中区警署建筑群大馆的委託之名为之,那幺无论她愿不愿意,此举也等同于随之接受了一定重量的期望。这份自由,必需关係到监狱制度在后极权社会中于自由的意义,或大馆的公权力所经历的範式转移,或最低限度、正如官方网站所述的「複杂的历史嬗变」,尤其是「香港的殖民历史」。这纯粹是一位香港观众的合理期望,我无意亦无权干涉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亦因为这种期望,《监狱建筑师》予我之感犹如隔靴搔痒——作为功课固然完美,作为对自己和当世的交代却缺乏真诚的好奇。

如果监狱的终点是自由

「监狱的价值,就是让囚犯通过监狱的经历,重获自由。」片中建筑师理想中的监狱,形同一股后座力:透过与外界隔绝的环境,监狱反而应让囚犯能藉此建立起「强度」更高的精神。就像自我囚禁的艺术家谢德庆一样,因经历过空白孤独的日子而更能「重建意志」。那幺循此理念,「监狱建筑师」有了甚幺构思呢?她选择设计让囚犯能够仰望星空的气窗,因为看到星星以后,时空便「不再是惩罚的工具」;她亦希望在候审室里安置一台电视机,播放囚犯过往人生中的重要片段。总的来说,监狱可以为囚犯带来心灵上的平静和内省性,儘管「不一定舒适」,人们亦会在一个孤立于社会的空间中「更深地体验到某种生命经验」。

儘管这些论述早已毫不新鲜,但其成功与否,则视乎这位虚构建筑师能否解答两个问题:一,由艺术馆改建而成的监狱有何特别意义?除了让囚犯在受审前回顾人生的设计以外,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讨论。建筑师的所思所想几乎适用于任何监狱;二,设计监狱等于设计人,那幺,囚犯应被「设计」成怎样的人?其中一个较为相关的桥段是这样的:三个身穿白衣、脸涂白的人围着囚犯打转,让人眩目,旁白说,「现代史的运动就是改造人的运动」。根据福柯在《规训于秩序》里所说,「一个建筑物应该能改造人」,而这也是监狱的目的。它的出现标誌着刑罚的对象早就从肉体移至灵魂。监狱的作用不在于单纯的惩罚,而在于纪律,在于改变,在于控制,在于让囚犯「重新做人」。所以,若将监狱制度视为现代史的一部份,片中所说则极有道理,可是除了这轻描淡写的一句,便再无下文。那些看得见星星的窗,以及她所参考1999年艺术家何云昌将阳光余晖折射入监狱的做法,除了勾勒出「绝望中仍有希望」的滥调,根本无法回应监狱的结构如何改造人——监狱内外的人。


曹斐2
展览亦展出了《监狱建筑师》中的某些场景。图中为诗人受审时所用的桌子,左边是他的诗集《海边》,右边的纸条写有一首诗:「你身上有天堂/但你看不到/因为你以为它在别处/你身上有人间/但你看不到/因为你感到自己在地狱/所以你身上全是地狱」

与之进行超时空对话的诗人囚犯,则是既悲观又渴望光明。他认为即使真的死去,也只是「死上加死,不会增加痛苦」;但他在牢狱里并没有放弃写诗,在建筑师那场疑幻似虚的演讲中,他因听到那些为囚犯带来光明的行为艺术及装置动容得站起来大力拍掌。这种「绝望/希望」的二元对比不仅贯穿此一作品,也是曹斐其他作品如《谁的乌托邦》和COSPlayer的主要表达方式,例如将跳芭蕾舞(梦想实现/乌托邦)的工人和灯饰厂平日的流水线工序(反乌托邦)并列,例如将角色扮演的年轻人(虚拟现实)放置在重工业区里(现实)。正如中国艺术杂誌《燃点》的评论人王浩之在点评曹斐的其他作品时所说,「弱势的华裔移民在一片叫作唐人街的悬浮孤地困苦营生或许是一个令人感到陌生而又显然的全球性现实,但我们该通过何种途径敍述这个现实,一次揭示其原因和方法,而非仅仅是将一切摆放在观众面前呢?」艺术和文学在这一层的道理同样,我们并不介意重複概念,但介意重複故事。撇去「当代艺术」这个防护罩,这件作品到底能否承受现实的冲击与质问?若以流行文化的片段入题,作简单的连结,却不赋予它们新的意义——例如以《监狱风云》中周润发逃离监狱并跳海的片段作结,例如在影片中途插播猫王在电影Jailhouse Rock中所唱的Young and Beautiful,镜头拍着肖像里年轻貌美的伊丽莎白二世——这和将所有与监狱有关的片段剪贴成蒙太奇有甚幺分别?拍着建筑师在自己小小的单位里寻思,然后补上一句「说到底我们都是生活的囚徒」,到底展示了甚幺?


「美学化」的社会功用

本来,生于一个有政治犯的年代,已让人更难纯粹以观赏艺术的心情去看待「监狱」这个权力机关。而缺乏批判性或新意义这窘境,则让作品变得更难以下嚥。其最有效的结果,就是透过关本良的美术指导和曹斐的盎然诗意,将「监狱」的概念推展至一个更广义上的概念,并将之美学化(aestheticize);而根据艺术批评家葛罗伊斯(Boris Groys)的辩驳,美学化是革命性改变的前哨,其力量不容轻视。他先区分了设计美学化(design aestheticization)和艺术美学化(artisticaestheticization),指出前者是企图改善现状的,令事物使用起来更为有效,而后者则是「接受现状」的,将之视为失调或失败的——「当代艺术之所以将我们的当代性放进美术馆,正是因为它不相信我们现有的生存条件的稳定性」(''Contemporary art puts our contemporaneity intoart museums because it does not believe in the stability of the presentconditions of our existence''),视之为不可救药。所以,大规模的艺术美学化更可能将我们导向颠覆性的政治活动。可是,《监狱建筑师》令我不禁想,这一类作品在接受现状以后,真有继续一往无前吗?还是就这样,在一个月后,又冻结在所有人的回忆里?抑或是,我们根本无法对当代艺术作这样的要求,而必须满足于它多时仅止于浪漫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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